从“超生游击队”到赴美生子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的记忆里，1980年代时，他知道了“计划生育”这回事。最初，村里人隐忍而顺从，因为“饭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开始成为悬在各级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后十余年，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成为那个时代“计生逃兵”们最生动的写照。
易富贤在研究中发现，进入新世纪后，不仅在农村，城市人对待生育的观念也在不断改变。
杨支柱将其归因于这些年中国家庭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与个人思想的提升。中国中产阶级在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的计算，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增加到4.13亿。仅2012年一年，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4亿人，中国占了最大份额。
“国家在经济上控制个人的力度在下降，人们对生育政策改革的呼声则在增强。”杨支柱说。
2010年，易富贤前往内地做了13场讲座，慢慢发觉眼前这批70后、80后，早已淡去原来的传宗接代观念，转而更为关注个人生活方式。年轻人们在老龄化等现实压力下，试图重塑自己的生育观念。
杨楠就是其中一员。2013年6月，在北方一座小城做公务员的她意外怀孕了。仔细考虑后，这个已有一个9岁小孩的37岁母亲准备决定生下这个小孩。
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杨楠生二胎的最大支持。她和丈夫都是公务员，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与人脉，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可以留下孩子。
过去三年，于绿也一直在父母的衰老中奔波。母亲做手术，婆婆做手术，公公心肌梗死做手术——她庆幸有个弟弟，老公有个姐姐，不然夫妻俩或许都没法工作。
“我总会老去，421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也是一种危险。”于绿慢慢有了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
丈夫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给孩子更完整的家庭环境是于绿最终选择生二胎的动机。她随后也发现，经济的独立带给了她更多的选择，比如赴美产子。
她的理由是：到美国生二胎的价格10万到15万人民币，但在北京给二胎孩子上户口就得二十多万，那真不如给孩子一个美国国籍。
2012年8月，于绿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在美国洛杉矶。月子中心四十多个妈妈，像她这样为了生第二胎而来美国的，占了一半。她们大都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均为教师、医生、商人、律师等职业。
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
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而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要么选择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这是于绿眼中的中产阶级生育观。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助理巡视员段建华回忆，2007年，一些高收入人士为了超生，甚至主动上交“社会抚养费”，要求计生人员不予干预。
在易富贤看来，最近三年来，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早已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二胎也逐渐成为部分城市中产或以上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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