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微”不误履职
现在，何奇恩在卫生部联邦医保中心受保人服务办公室工作，这份工作相当于医保中心的“信访办”，需要受理大量来信来电。除来自受保人外，还有保险公司、医院、维权组织、联邦议员和总统办公室。
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普通受保人，因为美国政治选举中，20%的投票来自受保人。而医保是老人最看重的福利和权利，所以任何从政者都不敢得罪老人。普通公务员虽无选票之忧，但受保人一个投诉电话打到议员办公室，也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医保咨询专家的工作一是轮值接电话，二是对每一起投诉所反映的问题予以调查解答。
办公室同事，该休息就休息、该吃饭就吃饭，公私分明。但一轮到何奇恩值班接电话，他就“紧张得连厕所都不敢上，生怕自己误了一个生死攸关的电话”。
有一年，圣诞节后新年前的一天，何奇恩接到一位受保人女儿来电，说父亲癌症后期，医保被中止，取不到止疼药，痛得在床上直打滚。不巧的是，办公室计算机系统年底检修，何奇恩没法操作，而接下来周末加新年，办公室会关门三天，保险公司则称联邦医保不恢复，他们也无能为力。于是何奇恩把电话打到老人的药房，请药剂师帮忙，以减少老人生命尽头的痛苦。最终，药剂师被打动，同意动用紧急处方权，给病人开三天的药。
周六日何奇恩连着往办公室跑了两趟，终于在周日下午计算机系统恢复后，帮老人恢复了医保。周一是新年，老人的女儿在周二早上打电话告诉何奇恩，父亲在周日晚去世了，是怀着对联邦公务员的感激之情离开的。
“周末加班这种事，美国人是不会做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按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否则我在美国也做不好的。”何奇恩骨子里的质朴区别于美国人的公事公办，但美国人工作起来也不含糊。
2013年10月1日到16日，美国联邦政府关门，非核心部门百万政府雇员回家放起了无薪假。何奇恩也在家歇了16天，办公室仅留两位同事处理紧急事务。
16天里，这两位同事不仅没工资可领，还得揽下别人的工作。何奇恩回到办公室，只是向他们道了声谢，对方不仅毫无怨言，还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接下来的细节则让何奇恩对美国“干群关系”之融洽深有体会。他重新开始工作时，一度担心，被积压10多天问题的受保人责骂，结果那些“上访者”的反应是：“你也是政治事件的受害人，我对你深表同情。”
“人都是将心比心的。即便是碰上棘手情况，被人骂，我也会耐心处理，让对方心服口服。”何奇恩生于浙江农村，学生时代赶上“文革”，初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他不禁自问，出身农民，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他，到美国当公务员为什么就能做到恪尽职守、有声有色？
他的理念很简单：“现在我有饭吃了，我必须让人家至少也有饭吃。”“一般当官的如果有这种思想，可能做不了大事，但他至少能造福一方。”
正如他在《我在美国当公务员》一书自序中所言—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即使像做了和尚中那份最低级的撞钟差事，也得守时尽责，也算得上是敬业。纵然是资格老职位高的公务员，也不能像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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