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全媒体记者/吴少敏 姚瑶 通讯员/何献青 叶妙娴 张友炳）95岁的杨振宁身穿黑色夹克，驻足东莞理工学院院士林，看着9年前亲手种下的罗汉松长高长壮了。他说：“能帮我们拍张照片吗？”话音刚落，杨振宁的夫人翁帆走上前去，站到他身边。记者们拿起相机，“咔嚓”一片快门声响起，留下翁帆微笑看向杨振宁的瞬间。“记得把照片寄给我啊！”杨振宁笑着说。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担任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已24年。4月22日东莞理工学院建校25周年时，他第六次来到校园，为杨振宁科研楼奠基，与师生座谈。
毕生在物理维度中钻研，这位世界闻名的物理学家对抗着时间变迁和空间变换，但岁月还是在他身上留下印迹。近几年来，杨振宁手边多了一支拐杖，听力也有所下降，佩戴的助听器从6通道换成了32通道。但令人惊叹的是，他的精力依旧旺盛。仅最近一个月中，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对话老朋友“DNA之父”詹姆斯·沃森，紧接着到四川绵阳参观邓稼先曾工作生活过的旧居，再到香港拜访朋友，再到东莞参加东莞理工学院的校庆活动，足迹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个椭圆形。
这天，杨振宁从香港乘车来到东莞松山湖，抵达酒店小憩半小时左右，便开始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一个小时的专访中，杨振宁精神健旺，思路清晰，不时还使用几句合肥方言、美式英语，回应有关大学建设、科技发展、中美教育差异，以及他自己转为中科院院士等热点话题。
“我对中国困苦的历史有很深的记忆”
“放弃美国国籍也不容易，因为美国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它给了我发展研究工作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很感谢美国”
南方日报：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不久前您从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什么契机让您作出这样的决定？
杨振宁：我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前中科院商讨并专门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如果有一位外籍院士愿意放弃外籍变成中国公民的话，那么就可以自动从外籍院士转为本籍院士。
早在2015年春天，我放弃了美国国籍，但直到几个月前中科院才知道这件事，我按照规定直接从外籍院士转为中科院院士，这也是第一个案例。
南方日报：对于当初加入和放弃美国国籍两个选择，你曾表示认为是“很痛苦”和“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
杨振宁：有一次，我到斯坦福大学参观访问。走进学校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幅很大的画，画着1869年犹他州美国历史上第一条横贯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接轨的庆祝仪式，画面主要位置上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他们把一颗金制的道钉，钉在铁路的枕木上。这幅画只在远远一小处画了很多人，那是为铁路修建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也就是说，华工为铁路修建付出了很多，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到庆祝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参加，只能远远地看着。
我曾在一本书里说，在美国生活19年后，我的根在不知不觉中扎深了。1964年春，我艰难地决定加入美国籍。1971年春，我获知中美关系开始有了解冻的迹象，立即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申请签证，1971年夏到中国访问了一个月，1972年夏又实现了第二次中国行，以华裔美国科学家身份为中美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帮助中国在科技发展上奋起急追。
当然，放弃美国国籍也不容易，因为美国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它给了我发展研究工作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很感谢美国。一个人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不可能没有感情。
南方日报：您曾说：“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这背后是一种什么力量？
杨振宁：从康有为、梁启超时代，到鲁迅时代，再到我父亲杨武之，他们深深感受到古老且有灿烂文化的中国走在非常悲惨的时代，为改变国家状况而奋斗一生。父辈知识分子的这一朴素愿望及家国情怀深深影响了我。
在美国期间，我对中国困苦的历史有很深的记忆，这当然是受到我父亲很深的影响。我之前说过，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有饶恕我放弃中国国籍。我想，家国情怀不仅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我的几项成果几百年后可能会有应用”
“纯学术研究不容易应用得那么快，但不意味着不去做，否则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南方日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何寻找一个平衡点？
杨振宁：确实，现在科技发展的方向很多，主要有两大类：纯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我的研究领域是基础物理学，大家公认“杨—巴克斯特方程”和宇称不守恒原理等几项研究成果非常成功。可是，你问我这些工作现在有没有应用呢？我必须承认，现在还没有应用，相信未来50年不会有，几百年后可能会有应用。
有一些纯学术研究成果在十年二十年就实现了广泛应用。1953年有个年轻的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和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两人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几十年时间，他们的成果开创了今天方兴未艾的生物工程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只知道导体、绝缘体，之后才发明了半导体，半导体仅用10年时间实现了普遍应用，如今是所有电脑、芯片甚至互联网的必备材料。
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政府可能更容易注意到应用研究的成效，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应用类科技会得到大大发展。但我要提醒的是，纯学术研究不容易应用得那么快，但不意味着不去做，否则对一个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非常不利。
“大学办学、人才培养不宜太专太偏”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对于中国未来科技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广东高校具有非常重要的Strategic Situated（战略性优势）”
南方日报：您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又先后在美国、中国香港和内地的大学任教。应如何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杨振宁：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学很多，但很少能够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大学的成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机遇、地点、经费等，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吸引到世界一流人才。
国内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吸引世界一流人才？我想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初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计划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斯坦福怎么样才开始变得重要？到了20世纪50到60年代，斯坦福大学所处位置气候好、人口少、地皮不贵，有些工厂便搬到现在的硅谷地区，有一些工厂办得比较成功，而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与同行在校园旁边开了一家无线电公司，使得周边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所以，斯坦福大学开始走向世界一流，与美国经济发展、世界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一所学校要发展的时候，从最开始就有发展的方向和固定目标是好的，但要注意不宜太偏。
我记得，麻省理工学院学者保罗·萨缪尔森的大学专业是物理学，后来去学经济学，得奖时做了一个演讲，说他拿到博士学位后下决心要在经济学里应用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果他成功了。这个例子说明，现在大学发展要注重交叉学科的融合发展，大学的办学方向、人才培养不宜太专太偏。
南方日报：您曾在香港工作，常来广东与高校同行交流，今年也是第24年担任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了。你觉得广东高校具备有利的发展条件吗？
杨振宁：我第一次来东莞理工学院是1993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有朋友在香港帮我找一些企业家，希望他们能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或者做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当时的马临校长带我认识了方润华等企业家，他捐了好几个奖学金，培养了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等一批优秀学生。
有一天，方润华跟我说，他的家乡东莞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校，要请我来看看。因此，我开始担任东莞理工学院的名誉校长，这是我在内地首次担任名誉校长。总的来说，东莞理工学院从当时的规模发展到今天，是当代中国20多年尤其在珠三角地区高速发展的缩影。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既有“创新之都”深圳，又有惠州大亚湾核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东莞散裂中子源等重大科学项目，这个区域对于中国未来科技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东莞理工学院及广东高校处在这个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Strategic Situated（战略性优势）。
“建议80—90分学生留在国内上大学”
90分以上的学生，由于美国比较放开，他们在美国容易发展得快，不易被压制
南方日报：前不久您关于中美教育差异的观点受到关注，您认为两国教育最基本的方面有哪些差异？
杨振宁：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哲学有分别，中国比较重专注，所以一个中学生甚至一个小学生，老师都会告诉他，我叫你做，你就乖乖去做，用我们合肥话说，不要搞“外务”，不要做其他无关的事情。美国比较不同，更着重启发小孩在多方向发生兴趣。你要问我哪一个好呢？我认为各有好处，重要的是，如果受到的训练太专注，应该多向多兴趣方向发展，反之也是这样。
在5年、10年以前，国内很多人认为只要有能力就要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的大学是否有特别好的地方？有。可是我认为这只是针对90分以上的学生，由于美国比较放开，他们在美国容易发展得快，不易被压制。80—90分的学生，我认为最好在中国进一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到美国读书。因为美国教育比较放任，如果这些学生能在中国进入好的学校得到规范的训练，再到美国读书立刻比同班同学知道的东西多，占了很大的“便宜”。
南方日报：在众多的荣誉和身份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杨振宁（沉思了十多秒钟）：这个问题，我换一种方式回答吧。30年前，有人问我一生所做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我说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不如别人”的心理状态。今天我95岁了，如果非要我总结一下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正确的回答。
记者手记
感受杨振宁的超脱与敏锐
走进杨振宁住的房间，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衣着朴素，穿着一件浅蓝色条文衬衫和一条米色裤子，腰间的黑色皮带很显眼。看见笔者，他站起来笑着握手，说：“我们不坐沙发，坐桌子那边，这样离得近些，好聊天。”
在一个小时的专访中，笔者感受到杨振宁的超脱。95年来，他经历战乱又推动和平发展，曾远离故土又回归祖国。他在1957年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说：“我不仅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果，也是和谐与冲突的结果。”
因常用横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和空间，常用物理学家的敏锐和务实来审视当下，他的一些观点和选择会引发争议，但他显然不那么在意外界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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