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了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2009年爆发的民工荒预示着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东方IC/图)
“多生一个”
城市中产的二胎攻略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范承刚 南方周末实习生 藏瑾 宋宇航
中产阶级的壮大,让中国的城市二胎生产者告别了最初的逃、瞒、躲等方法,而去争取更多的途径和方法,二胎也成为城市部分中产人群的潜生态和公开秘密。
二胎父母们陷入现实的夹缝。一个二胎儿子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我没有户口,不能领红领巾。”
众多跨界者加入并推动人口政策改革。一个企业主下了个具幽默感的命令:凡是中层员工生二胎,他都出10万元的罚款补偿。
过低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会造成一个经济学上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
因为生育二胎,蔡智奇可能要永远离开讲坛——他的供职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决定开除他,以惩罚其擅自带来的第二个新生命。2013年12月2日,这位化学与化工学院的副教授写下长微博,向自己的学生们致歉:“我被剥夺了当老师的权利。”
这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拥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出生的6岁长女,一个在中国出生的3岁幼女。
蔡智奇从未想过自己的家庭触犯禁忌——长女是美国国籍,幼女则用结婚时领到的准生证上了杭州户口。在他看来,自己并未多占内地的生育指标。
蔡智奇不服。发完微博的次日他提交了申诉书,并联系了律师准备起诉学校。“我将不惜代价讨一个说法。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民间俗称“单独二胎”)——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据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受此影响。而其受益者,则大多为城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等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
这个群体的生育欲望由来已久。他们赶上了计划生育的头班车,在孤独中成长。为人父母并小有所成后,他们渴望绕过政策的钳制,生育第二个甚至更多的孩子。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持续发展和壮大,他们呼吁生育政策改革,更有先行者开始一场关于“多生一个”的漫长的摸索和较量,同时进化出一套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法规之外的生存法则。
2013年末的“张艺谋超生”、“找洋人代孕”等事件又赋予了这个问题更复杂的色彩。隐形超生族一方面被视作高超的“走钢丝者”,一方面又陷于政策与现实的夹缝。